東風吹來一片紅

Written by 郭達進(上海交大渦輪機專業56屆).

1952年,我自海外搭輪歸來,踏上中國的土地。過了深圳羅湖關,絕大部分的同輪同學,都搭車遙上北京,投入祖國的革命大 熔爐參加鍛煉。我和其他很小一部分同學却自廣州搭車到上海,最後進了徐家匯的交通大學。我之所以選交大而不跟著北上,倒不是貪戀上海這個在中國唯一的繁華 都市,也不是由于我來自南洋,所以選上南洋公學。而是由于我在上海的伯父,是上海醫學院的眼科教授,我可以有個家。不必諱言,這項選擇有點小資產階級的味 道,不怎麽太健康,不怎麽太潮流,不怎麽太革命。但是,我天生就不是個弄潮兒,我做這項選擇,自有我的盤算,也不太理會潮流是什麽(比方說,清華大學)。 事後看來,我當時的取向是對的。

入交大之後,我們新生都住進交大的新添宿舍內,原立信會計專科學校鐵路旁的校址。我們新生在那兒住了一年,才搬回校本部。隨後,便是選專業。那時全是照搬 蘇聯的學制,專業分得很細。這可有個緣由,有個名堂:社會主義經濟是依計劃、按比例發展的經濟。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結構。經濟既然依計劃、按比例發展了,那 麽上層建構如教育與科技也必須得服從經濟調配,依計劃、按比例發展,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法則。比方說,五年計劃規定了五年後,全國發電量該是若干,其 中火力發電量該添加若干。相應的就該按比例添加鍋爐、汽輪機、發電機、變壓器、高壓輸電、電網調配、煤礦地質、采煤、輸煤、土木工程等等本專科畢業生若 干。我心中有底,選了渦輪機專業。

說到選專業,還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,引起許多不稱心的事,真要引用毛主席語錄,那便是“哭鼻子的事”。我到了立信,見了一位同學,談得十分投契。他雄心萬 丈,信心十足,才氣縱橫,議論起來幾於目無餘子,想必是錄取分數十分出衆。我雖聽得多說得少,却也爲能結識這位卓越的電機同學而慶幸。不料幾天後,專業分 配的榜子發下來,他却分發到熱處理專修科。他的確是楞傻了,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。像這種事,真要去問都沒處問,只能認命,聽祖國分配。另外的類例還有,印 尼來的一位女同學給分配到鑄工專修科,也是滿肚子委屈。我設身處地想想,倘若我也給分配到鑄工專修科,只念兩年,要怎麽給南洋的父母親說才好。回想起來, 還真的會冒一身冷汗。

我們班上三十位同學左右,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調幹(調來入學的幹部),其餘幾乎全部都是上海、江浙來的,華北、東北、中南、西北地區全缺。調幹中有幾位是福 建來的,算是我的同鄉吧,但他們是福州地區的,和我方言不通。調幹生一般年齡大了幾歲,離開了學校幾年,學業基礎不如其他考進來的,須事先補習,當然,靈 活敏捷更遠遠不逮。然而,他們畢竟是國家幹部,責任心强,十分刻苦勤勉,循規蹈矩,是個好榜樣。大家一起學習生活了四年, 距離逐漸拉近,再說,還有黨團組織生活。我從圈子外面瞧進去,只覺得臨畢業時,已經沒距離了。我們一年級時,有兩三位調幹生調到蘇聯去留學。三年級時,來 了幾位插班生,有的非常優秀。一位是北京航空學院給“刷下來”的蔡睿賢,後來成了中科院院士,兩位是留蘇預備班給“刷下來”的,都是很精幹的全才。爲什麽 說給“刷下來”?幷非學業不行,而是家庭成分的問題,不宜在體制內繼續培養。這三位同學絲毫沒有因此而氣餒,反而再接再厲,終于修成正果。我踮著脚尖在圈 子外望進去,料想班裏的黨團組織也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。此外,四年級時好像又來了一兩位再讀生。

前面提起,我入學時,專業分得很細。豈但如此,學校也分得很細。這便是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的面貌。口頭上說是“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”,其實却是 徹徹底底地全盤照搬,哪還有什麽按照自己的條件和特點,來做選擇性的吸收。院系調整,把交大的理科給砍掉,讓給復旦;還把交大的工科漸次戕害掏空,航空、 土木、管理給掏走了,化工與化學分了出去,成立了華東化工學院;電信也分了出去,成立了成都電信學院;然後汽車也分了出去,成立了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;幷 進來的只有大同大學、大夏大學的教員。這麽一來,交大剩下來的數、理、化教員的職份僅僅是開出為工科的服務性課程,成爲工科的附庸,完完全全失去了學科的 獨立地位。在上海,經過院系調整,交大元氣大傷,是個大輸家;復旦還幷入了浙大的陳建功、蘇步青組,是個大贏家;同濟則調整成純粹是土木建築的專科學院。

這時,全國上上下下,都在掀起學俄文的熱潮。我們學校,當然也得上俄文課。俄文老師很盡責,我們學生也學得十分認真。這種熱切的氣氛,我感覺很好。我感到 很自在,還有另外一個緣由,因爲我英文原已打下點底子了,還會會話;德文經過自習,憑字典可以看科技書,這兩種語文的句法結構是不一樣的,所以我有點信 心,印歐語系是難不倒我的。

談到文化教育,和全國高等院校一樣,除了文史哲專業外,交大也抽掉了國文課。大學裏邊沒有國文課,那就取消了傳統意義的文化教育,代之而興的是政治教育。 一年級是新民主主義論,二年級是聯共(布)黨史,三年級是政治經濟學,四年級原應是辯證唯物主義,爲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全國性運動所取代。在這樣的新鮮 環境下,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政治“文化”的衝擊。一年級上物理課時,一位年長的物理教授說,光學顯微鏡因受制于分辨率,放大倍數只能達一千多倍。這時,一 位調幹生站起來發問:“毛主席教導我們,群衆的創造力是無窮的。現在說顯微鏡只能放大一千多倍,是不是資產階級在嚇唬群衆,妄圖壓抑人民群衆的創造力?” 我記得當時場面十分尷尬,幷沒有一個妥善完滿的結局。1978年以後,我三次應邀到中國,見到舊同學,談起這件尷尬事,他們都不記得。那時蔡睿賢和葉、孟 兩位插班生都還沒進來,當然不知情。我深切地感到這場衝擊,別的同學都不當一回事。對這椿事情的全然不同反應,我至今還是十分納悶。

當時,交大的專業基礎課多由年輕的教員講授。到課內的“高深”教材,就請資深的教授來主講。比方說,熱力學講到在較高溫情况下,氣體的比熱起了變化,這牽 涉到氣體分子內部結構的激化,就請陳大燮教授來主講。水力學及水利機械講到流暢的邊界層,就請了江宏俊教授來主講。接著,由陳大燮教授來講授傳熱學。這門 課用相似參量法來簡幷實驗數據,教我們眼界大開。這時,班上的薛明倫開始活躍起來,加上北航插班來的蔡睿賢,留蘇班來的葉、孟兩位,班內的氣氛就變得活潑 有趣。

三年級下四年級上,我們上了流體力學課和振動理論課。我都很用心地學。我當時自己在看Prandtl-Tietjens的流體力學,Timoshenko 的振動(廣義坐標描述)。有時也偶然跟一兩位同學討論。這時,羅馬尼亞來了一位流體力學專家,在楓林橋科學院講授翼型設計。我也凑熱鬧跑去聽。結果他講完 了,讓聽衆提問,却沒人反應。我心中很悶,覺得上海無人。再過幾個月,吳仲華先生回到中國,到了清華園,聲譽甚著,我心中便有了盤算。一九五五年底,校園 一陣熱鬧,說是錢學森先生到校園來探訪參觀,由他當年的同學樓鴻棣教授陪同,可惜我沒有見到錢先生。班裏的壁報要登一篇稿子介紹錢校友,我憑著回國前在報 紙上看到有關他的報道,便自告奮勇,寫了一篇稿子登上。

四年下來,有的課我學得很苦,比方說機械零件乃至于畢業設計。有的課,我十分熱衷,比方說,好些同學都說學到後來却忘了前頭所學的數學課,我却覺得以廣義 坐標來討論振動,遠比以牛頓的形式來討論要優美。哪知後來我到了美國修經典力學,丁汝教授(1947年校友)還要我補考才過關,才知道我對自己的估價,有 時太高了。到我們畢業時,有五位同學分配去留學蘇聯,有五位分配去清華(我在其中),後來又添了兩位:薛明倫原自交大研究生(跟蘇聯專家)轉入科學院,葉 大鈞自交大轉來清華,都跟的吳仲華教授做研究生。後來薛明倫當了力學所第三任所長。和我一起到清華的蔡睿賢也自清華轉入科學院跟隨吳仲華教授,1990年 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。和這些杰出的同窗一起成長,是我在交大最大的樂趣。

一九九六年,蔡睿賢路過洛杉磯。我們長談之後,他這麽給我點出:“同學都有這樣的感受,教授(這是同學對我的昵稱)生不逢時。”又說:“明倫舉重若輕,設 計圖輕輕地下筆描幾描,打個哈哈,就交卷了。教授下筆前,左端詳右揣度,下了筆又擦,未免是太認真太苦了。”老蔡的這些話,褒貶互見,一針見血,很有藝術 性。只是我一九九零年以來,立意要改弦更張,修行如何,尚待後觀,且不必忙著先下定論。今年初,當年班上的內部領導過境,我一再地謝謝他當年照顧我分配到 清華的盛意(我如不去清華,很可能就到西安交大)。他緩緩地說:“也不必謝,教授本來就是喜歡理論的嘛!”如此貼心,恁般體恤,你倒是說來瞧瞧,這樣的調 幹同學,福建同鄉,是不是很可親可愛?

寫于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七日